辉煌历史

　　北京城里的中药店有很多，最有名的是位于大栅栏的同仁堂，位于菜市口的鹤年堂，崇文门外大街的千芝堂也比较知名。同仁堂的创办人姓乐，是浙江宁波人，祖上早在明永乐年间就来到北京，几代人都是以行医卖药为业。到了清初，乐家的后代乐显杨进入太医院，当过吏目。他立志提高中药的质量，于是就在前门外打磨厂开办了一家制药作坊，康熙八年（1669年），又将“乐家老铺”改名“同仁堂”。故康熙八年应为同仁堂肇始之时，乐显杨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乐显杨逝世。其子乐凤鸣恪守父训，接续祖业，于康熙四十年（1702年）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同仁堂前边是店，后边是作坊，自制自卖。由于同仁堂一向注重药材的质量，信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承诺，同仁堂的中成药在市面上一向声誉很高，像治疗乙型脑炎的安宫牛黄丸，治疗半身不遂的再造丸，治疗筋骨麻木的大活络丹，治疗关节炎的虎骨酒，治疗中风不语、口眼歪斜的苏合香丸，治疗高烧不退的紫雪散，治疗痰火内发的牛黄清心丸，治疗妇女不孕症的女金丹，治疗神志昏迷的局方至宝丹，治疗神经衰弱的参茸卫生丸，被称为同仁堂的十大王牌。同仁堂对药材的质量要求很严，早年间所有的药材都从河北安国县的药材市场上购买，后来也由北京的四大药行供货。药材商们总是把最好的药材卖给同仁堂。对一些珍贵药材例如人参、麝香，同仁堂还派出专人去产地采购。

　　从清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就开始专门为清宫御药房提供中药了，连皇帝、后妃吃的药也是同仁堂制作的，这样同仁堂就从经费上获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有时清宫一次拨给同仁堂的经费就够用上几年的。同仁堂多次为宫内办药，都要先由太医院奏明皇帝，再下圣旨到全国各地，命令各地将上好的药材上贡送到北京。

　　为了获得社会舆论的赞誉，同仁堂十分注重开展各种公关活动，树立乐善好施的企业文化形象。例如每当京城会试期间，同仁堂总要向应考举子赠送四季应时药品，这些举子考中后做了大官，自然少不了照顾同仁堂的买卖，或为同仁堂提供特权，或为同仁堂介绍主顾。北京城里许多王府把记帐本留在同仁堂，由同仁堂负责向府内供应中药，到年底结账。每年冬天，同仁堂都要开办粥厂，使那些饥寒交迫的贫民勉强能够糊口。此外同仁堂还要施舍棉衣给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每年夏天同仁堂则向穷人发放一些治疗预防中暑的药。同仁堂举办的这些慈善事业，是从药店经营的利润中提取的，据说能占到利润的三分之一。尽管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生活状况，但是这种疏财济贫的义举毕竟是值得称道的。

　　命运沉浮

　　1900年，八国联军人侵北京期间，大栅栏地区的一场大火将同仁堂铺面的前庭烧毁，家具和珍贵的医书也被烧毁，一些侵略军官兵常到店中骚扰勒索，使同仁堂的损失很大，后来经乐印川妻子许氏的努力，使同仁堂逐渐得到恢复。

　　1907年许氏病逝后，同仁堂由乐印川的四个儿子共管，同仁堂的职工也分为四派，实行寄卖制与四派之间的矛盾使同仁堂的经营管理逐步陷于混乱。后来经四人商量，决定各人在外边自立门户，可以用“乐家老铺”的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的字号。于是，乐家人开设的分号遍布全国，像乐仁堂、沛仁堂、济仁堂、达仁堂、宏济堂、颐龄堂，最后竟达3O多家，自相竞争的结果，使同仁堂老店的经营状况越发艰难。

　　“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市面萧条，同仁堂的营业也日渐衰落，虽在中药行业中依然是头面店家，但当时国统区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法币”、“金圆券”相继急剧贬值，给同仁堂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至解放前夕，同仁堂不单设备陈旧，铺务管理陷入困境，已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北京的解放给古老的同仁堂带来了新生。早在北京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通过关系把党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的文件递送给同仁堂的负责人。

　　1949年 3月在同仁堂建立了基层工会，以职工代表与资方谈判的形式，敦促资方尽快领导药店恢复生产、开始营业，并推举乐松生为同仁堂经理。这使乐松生初步体会到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是信实可靠，千真万确的。同仁堂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企业的道路。

　　“公私合营”是建国初期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一种过渡形式。1954年由乐松生带头，同仁堂乐氏资方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

　　焕发青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同仁堂还是一个年产值7000多万元、以手工生产为主的小型企业，面临机制不活、资金短缺等一系列困难。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同仁堂贷款达几亿元，欠息几千万元，被银行定为“3B”级企业。

　　为摆脱困境，同仁堂及时将目光转向资本市场，剥离出部分绩优资产，组建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6月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募集资金3.52亿元。这关键的一步不仅实现了企业制度的创新，而且带动了同仁堂人思维模式、管理理念、经营机制等一系列的变革。 2000年，更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进一步加大了资本运作的力度，从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分拆出了科技含量较高，产品剂型新的1亿元资产组建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0月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2.4亿港元，成为全国首家使用同一国有资产进行二次融资并在境外上市的公司，被证券界称为“同仁堂模式”。

　　前后两次股改上市，不仅提供了发展急需的资金，也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集团公司董事长殷顺海说，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同仁堂实现了从前店后场作坊式的生产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转变；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从生产经营型向兼有资本运营型的转变；从粗放管理向集约化管理的转变。

　　同修仁德

　　在中药行当里有句俗话叫做“丸散膏丹、神仙难辨”，这是说中药成分复杂，不好辨别。而同仁堂对中药材的选择和处理一直严格秉承传统。如在安神类中成药里，有一味主药叫远志，在处理这味药时，要进行蒸煮、干燥、碾压、筛选等十几道工序，就是为了把远志中间的像针一样细的芯抽出来，但经过这么复杂的程序抽出来的芯却并不是用来入药的，而是要扔掉，“因为它没有安神的疗效，所以不管多麻烦，为了保证疗效，我们也必须这么做。”而在药典里，远志入药并没有规定要抽芯。同仁堂处理药材精益求精由此可见一斑。

　　“选料上乘”，也是同仁堂的一大特色，制药关键是选优质地道材料。过去，我国北方地区的最大药市——河北祁州药市，有同仁堂不到不开市的规矩，原因是同仁堂要出大价钱，专买优质地道药材。如今，同仁堂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还在中药材原产地按照GAP标准建成七大无公害药材种植基地，为适应21世纪生产绿色药品打下了坚实基础。

　　注重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同仁堂还特别注重提高服务质量。目前同仁堂所属商业公司和药店全部通过国家GSP认证。在同仁堂的药店中，严格遵守着“六统一”，即采购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标识统一、计算机管理统一、质量管理统一。这些措施有力保证了同仁堂药店所出售药品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同仁堂集团对于通过GAP、GMP、GSP认证所做的不懈努力，正是要为人民提供一个由药材源头直到销售终端的全流程质量管理保障，正是要更好地完成“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历史使命，是对“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条薪火相传的古训真正地继承和发扬。

　　世界同仁

　　在同仁堂亦庄基地的无菌操作中药片剂生产线，沿着封闭透明的走廊前行，制粒机、压片机、包衣机等运转有序，每位员工负责操作一台机器。电视监控墙和数据采集系统是监控设备运行的法眼。同仁堂运用代表中药业最先进水平的大孔树脂吸附、喷雾干燥、液体制剂自动灌装、固体制剂自动包装等先进工艺，使大规模生产的药品质量更高，性能更稳。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梅群说，同仁堂所有生产线均通过了国家GMP认证及“三合一”管理体系认证。“九五”以来，同仁堂加快了新产品开发，共研制出以国家一类新药塞隆风湿酒为代表的新药67个。代表着中药企业先进水平的大孔树脂吸附技术、喷雾干燥技术、一步造粒技术、薄膜包衣工艺、液体制剂自动灌装、固体制剂自动包装等先进技术设备已应用于制药生产。在科研硬件水平上有同行业中领先的药理室、SPF级实验动物房、工艺制剂室、质量检测室等；大型检测仪器有近红外光谱仪、高压液相色谱仪、全自动薄层扫描仪等，保证了高质量药品的大规模生产。从前大多依靠“眼看鼻闻口尝”的感官鉴别，已让位于现代物理化学的细胞、分子水平的显微和理化鉴别，“丸散膏丹，神仙难辨”已成为历史。

　　目前，同仁堂承担了产学研合作项目6项，二类新药3项，三类新药7项，二次科研项目30项。同时承担了国家及北京市科研项目包括原国家计委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1项、科技部“863计划”项目2项、国家科委火炬项目１项、国家经贸科技创新项目１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１项以及北京市“十五”攻关项目等数十项。同仁堂正“以高科技含量、高文化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的绿色医药名牌产品为支柱，向着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中医药集团”的目标迈进。

　　来源：华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