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奥斯曼特意让其表妹、前总统的女儿戴卡为我们安排保安。因为前总统的保安对当地情况熟悉，办事较为方便。约定保安8点来接，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可是保安们直到11时才到。

　　11月的摩加迪沙，炎热多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积满了雨水，使本已混乱不堪的商业街更加乱作一团。街道两旁毫无规则地停放着大小车辆，人为地将街道变窄。行人不少，绕着泥水走，常常挤成一堆；驴车和汽车并行，争先恐后通过，驴叫声和喇叭声彼此交织。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人们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种无规则中似乎也有一定之规，因为我们的小车毕竟还在夹道中能够前进，尽管慢如牛行。行进之中，不时有步行者从车的前后左右见缝插针穿过，有时也会看到一辆满载干柴的驴车在主人的吆喝声中和皮鞭抽打下强行夹塞。这不，又一辆驴车加到了我们前面，司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车行到十字路口时，我们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车辆从四个方面同时向前开，明摆着无法通行，但谁也不肯让路，大家还是朝前挤，直至最前面的四辆车顶上牛，四面八方的车辆才止步。天气热得我们在车里直流汗，奥斯曼告诫我们不能轻易下车，因为前面已争吵得剑拔弩张，双方都带着持枪保安，谁也不愿示弱。

　　见此情景，我们的司机毕竟是总统府出来的人，他上前去调解，以便让对方让路。大约一刻钟后，他笑着回到车里，示意后面的车辆后退，而后退也并不容易，一大串车紧跟着，只好一辆辆慢慢来。司机告诉我们，前面的几个人争吵得不可开交，搞不好要打起来。正值斋月，大家又不需要吃喝，顶起牛来更是没完没了，不知要等到何时，我们既然无法前进，只能后退绕行了。与其说是绕道，不如说是绕开矛盾中心。

　　我们好不容易退到一个胡同，未料是一个死胡同，后面紧跟的车辆一个接一个，只有左拐一条路了。左拐是一条更狭窄的小胡同，路口中央埋着一根铁棍，专门阻拦车辆通行。我们的几个保安匆忙跳下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搬动铁棍，胡同口的几家人上前阻止，双方又争吵起来。一方坚持要通过，对方硬是不让移动铁棍，一时相持不下。连索马里人都感叹，本国人的性格过于刚硬，互不相让，否则内战也不会打个没完没了。为抓紧时间，奥斯曼让随行的一个老同学独自步行，前往航空公司了解情况。

　　最终还是我们的司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解决了问题。根据目测，他认为不需移动，只要把铁棍上端朝左搬动，小车就能从右边过去。于是，几个保安使出浑身解数向外搬铁棍，小车硬是擦边而过，与铁棍之间的距离仅仅几个厘米。我无不感叹到：“原以为中国大城市的司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司机，现在才知道，索马里首都的司机比中国同行还技高一筹！”

　　经过这样一折腾，几个小时过去了。当我们从小胡同中颠簸着行驶出来时，正好与了解情况的人不期而遇。他告知，早已没有定期客机，明天恰好有货机去基斯马尤，每张票300美元。为安全和快速起见，奥斯曼决定我们回家，让其兄的司机与自己的老同学帮助购票。

　　昨晚，奥斯曼了解到，飞往基斯马尤的小货机从肯尼亚运输一种特殊的新鲜蔬菜，当地人叫“查特”，嚼食后起镇静安眠作用，索马里人大都喜欢晚饭后食用。飞机先到摩加迪沙，再从摩加迪沙到基斯马尤，然后从那里直接回内罗毕，等于飞行一个圆圈，全是单程。从首都到基斯马尤的票价是每人1200美元。这种飞机不定时，据说每周最少一次，而且安全系数不高，加之基斯马尤一带近来很不平静，此行自然充满危险。尽管奥斯曼一再强调，已告知基斯马尤的朋友，他们会到机场接我们，也会安排好保安护卫，但这些并不能排除不安全因素，特别是当地朋友讲的土匪绑架事件。

　　今日的索马里，消息闭塞，几乎与世隔绝。根据这一情况，我与姚辉商定，由我与奥斯曼去基斯马尤，他留在摩加迪沙，我们保持热线联系。一旦发生意外，特别是遭人绑架，还有姚辉在这里，能够组织人员营救。否则，别说是营救，外界恐怕无人知晓。因此，只购买了我与奥斯曼两人的机票。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从基斯马尤飞往内罗毕，大家在内罗毕会面。

　　傍晚，司机购票回来了，没有机票，仅是两张购票发票，共400美元，其中奥斯曼因是本国人，机票费100美元。剩下的200美元呢？司机不知道了。我对没有机票不放心，且200美元不知去向，奥斯曼给老同学打电话询问，对方关机了。

　　戴卡来电话了，邀请我们去她家共进晚餐，这使我和姚辉感到意外。因为刚到的那天晚上，她已在总统府邀请了我们吃晚餐。今天再次邀请，必有其他事情。我们刚在他家落座，她妹妹就睁大双眼，惊讶地问我：“李博士，你不怕死呵？”对于这一突入其来的问题，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只好微笑着应对，一语不发。看到我比较轻松冷静，她有些急了：“基斯马尤太危险了，没人能保证你的安全。”

　　还未等我开口，戴卡接着开了腔：“李记者，我们叫你们来，就是要告诉你，最好不要去基斯马尤，那里随时都会发生冲突，形势过于危险。”她说，得知我们购买了机票，她曾在电话中一直劝说奥斯曼：“不要冒这个险”，可是他就是不听，主要理由是他事先承诺了陪同你前往，因而不能“食言”。26岁的戴卡不像她妹妹那样冲动，接着平心静气地说：“奥斯曼是个好人，但他只顾友情，不看实情。我们都以为总统选举过后，全国局势会好转，谁知基斯马尤近来战火不断，随时都会打起来。奥斯曼是知道这一情况的，那边的朋友已将这些告诉了他，让他三思而行。”她们姐妹同时看着坐在我身旁的奥斯曼，他低头一语不发。

　　“你们对索马里目前的情况是清楚的，无政府，无组织，武器散落民间，谁也无法控制局面。别说是远在500公里以外的基斯马尤，就是在摩加迪沙，我们也要十分小心谨慎。首都已被条块分割，外出一定要备加小心。为了给你们今天配备保安，我从昨晚就开始考虑合适人选。枪杆子握在他们手中，我一定要挑选可信可靠者，这也就是他们今天去晚的原因，因为其中的一个来晚了，我不敢轻易换成别人。”戴卡继续说，“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为你们的安全担忧。可是，如果去基斯马尤，一旦发生意外，我们与你们一样，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他们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旦绑架外国人，开口就要好几百万美元！”

　　偌大的屋子里寂静无声，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我，等待我作决定。我的脑海中如惊涛骇浪翻腾：这次专为去基斯马尤而来，如果半途而废，不知还要等到何时？姚辉用汉语小声说：“新烽，这次就别去了，去后如果接不到你的电话，别的不说，我在这里晚上是睡不着的。”戴卡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你是记者，是否前往最终由你决定，但是作为朋友，我们无法保证你的安全，因而才提出如此忠告。”正在这时，奥斯曼的手机响了，朋友告诉他：“明天飞往基斯马尤的货机取消了。”

　　我们在摩加迪沙呆了一周，剩下的几天里，主要任务是追回购票的600美元，首先是索要未用的200美元。可是，直到我们登上返程的飞机，连一分钱也没有要回。奥斯曼一直感慨：“在索马里，我谁都不敢相信了。”

　　索马里，我真诚地祝愿“和平之鸽”早日赐福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