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投无路，只好用日语写作”

　　7月15日，芥川奖审查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杨逸的小说《浸着时光的早晨》获139届芥川文学奖，这是该奖第一次授予中国人。芥川奖全称“芥川龙之介奖”，设立于1935年，其目的是纪念芥川龙之介（1892-1927），奖掖新人。每年，该奖得主公布时，各大媒体一起报道，甚为隆重。

　　18日午后，笔者在东京文艺春秋编辑部见到杨逸。我问她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她说，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但是，假如有时间，想回国看看父母，吃点什么东西。

　　她口音中，透露出东北味，人也爽快。她告诉我，她本名“刘荍”，44岁，哈尔滨人。她初中、高中时代，是在哈尔滨市第5中学渡过的。后来，她上了一所大学。但是，她不愿意提及那两年大学生活。她说“我上的破大学，没人知道，也没在那儿毕业”。

　　1987年，杨逸赴日留学。日语，她是到日本后才学的。四年后，她进入御茶水女子大学教育学部地理学科。这所大学位于东京中心，距电器街秋叶原、东京站不远，是日本著名国立学府。

　　杨逸是大家族的孩子，兄弟姐妹共5人。她父亲77岁，母亲75年，一个妹妹在九州。谈起童年，她有些伤感。父亲刘野，曾在中学、大学任教，妈妈则是小学教师。

　　听说她父亲曾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我问她是否受过家学影响，她说，家里当时很穷，“能吃饭就不错了”，谈不上有文学环境。

　　但是，据笔者了解，中学时，杨逸的作文常受老师表扬，被当作范文。她对我说，“我这个人，喜欢写东西”。但是，她用日文写作，还是“被逼无奈”。

　　杨逸解释说，大学毕业后，她曾在日本两家中文报纸工作。但她感到，“中文报纸工资太低”，于是转行做了中文教师。在那段时间，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她几年没写一行字。

　　她挑战日语写作，是危机的驱动。三年前，日本媒体说，中国爆发“反日游行”，有关报道铺天盖地。随之，她的学生骤减。她意味深长地说，“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有时间”。

　　为生存，杨逸要找新工作，她想起自己喜爱的写作。中文写作？她否定了国内刊物的可能性，她分析道，“向中国投稿，我没熟人，比较困难”。停顿了一下，她解释道，“我真这么想”。

　　那么，日本中文报怎么样呢？她否定了这条路，道理很简单，“没多少稿费”。毕竟，她还要养两个孩子。她说，“我走投无路，只好用日语写。”

　　2005年那段空闲的日子，杨逸说她整日“在家里胡思乱想”，她的处女作《小王》，就是在那段时间写成的。

　　“用日文写作，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问。

　　她坦率承认，开始写时，很不顺手。但她说，“我只有走这条路，没招，只有一边学一边写。”我问，她作品写出后是否有过大改，她说“多少要做些修改”，如“出版社发现错的地方，给我做些修改”，但“没有大改”。“没有错的，不会改。”

　　据说，石原慎太郎也是芥川奖评选委员，但以身体不适，没有出席评选。后来他对记者说，他在三种评价（○×△）中画了一个△。他说，《浸着时光的早晨》不过是部“风俗小说”。

　　我问杨逸，日本文学界接受她的“因素”，杨逸笑而不答，让我问她的责编信田。信田是文艺春秋出版社一较年轻的编辑。他很认真地说，芥川奖评选委员会对上部小说《小王》的批评中，认为日语表现尚有不成熟之处，但《浸着时光的早晨》则没有这方面的批评。

　　信田说，“正是因为是中国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日语。”他解释说，杨逸小说中有很多独特的表现，这些都是日本人无法写出的。

　　处女作《小王》4万字，是杨逸两周写内成的。这部作品获138届芥川奖提名，但因日语表达问题，未获奖。此后，她用3个月写了第二部小说《浸着时光的早晨》，发在《文学界》2008年第6期。

　　我问，获奖后，生活是否受到影响。她说，获奖后，她向学校请了两个月假。现在，因日程安排得较满，总有电视台、电台采访。每天从上午到下午，有各种事。杨逸说，这些事，让她很紧张，人觉得“硬邦邦的”。

　　这些年，杨逸生活不容易。她前夫是日本人，98年他们分居，过了两年，正式办手续。她说，在日本，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特别不容易。前夫并不支付她和两个孩子的抚养费。这是因为，他们并非协议离婚。前夫一直坚持不离，杨逸则偷把证件拿出办了手续。她说，跟前夫，我没要钱，也没联系。

　　她说，大的是男孩儿，上高二，小的是女孩儿，读初一，他们都是日本籍。白天孩子上学，而她没课时回家，有时间就写。她常回哈尔滨，平均一年一次。两个孩子，都懂中文，跟姥爷、姥姥交流都没障碍。

　　我问，到底这部小说中文名应怎样译，她说暂时译“浸着时光的早晨”，不过她说对这个译名并不满意。她又说，也可译“岁月的沉积”，这个也可以，不过，不论哪个名字，都是暂定，因为还没有翻译。

　　我告诉她，国内有家出版社对她的作品感兴趣，托我问她是否可以授权，杨逸听后很高兴。我问，假如译成中文，你想自己译吗？她说，“对，我想自己译，我总信不着别人。”我问她是否选择了专业作家道路，她说，她也喜欢教书。

　　我问她来日本这么长时间，为何没有考虑加入日本国籍的问题。她说，她周围有很多中国人加入了日本国籍。

　　杨逸说，“说一口臭日语，跟人见面就称自己是山田、我是田中，我听了很难受。假如我也加入日本籍，跟别人说自己是山田、是田中，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

　　她说，自己既然生成中国人，死时也得是中国人。

　　关于今后的写作计划？她说，既然走上这条路，而日本文学界给她这么高的评价，她应珍惜。好好去写。